作者:佚名  来源:新华网

 

韩美林的天书

    这些常识性的丰富的知识,在我启蒙时期齐刷刷地向我聚来,使我一个穷孩子达到了别人说什么我都能插上嘴的水平,现今的教育实在不能不说多失上策。

    小学毕业,一直没有接触到哪一个“高人”对我篆书的引导,因为这些老师都不写篆书。这时篆书在我记忆中已经记得很不少了,只是缺少恩师的指点,所以很自然将我逼上梁山——往画的方向自我多情地酷爱和联想,就像同性恋一样,是男是女,爱上了怎么喳?!

    天意也好,偶尔也好,信不信由你。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缘。

    每年过年家家蒸馒头做年糕,我们穷人家只有将小米水发了以后碾成粉与小麦一起蒸成馒头,全部小麦面粉我家是吃不起的,杨白劳家还能割二斤肉,我们家只能买半斤切成丁与老疙瘩咸菜黄豆炖成“八宝菜”。说起小米碾成粉(水发米粉),家里没有石碾子,那个时候各中药店都网开一面做善事空出药碾子,让穷人家去碾米,我们巷子口有个同济堂药店,每年我们都去那儿碾米。

    同济堂后院全是药材,它们很有秩序地被存在各个药架子上,屋里也有各种叠柜,放的什么好药我们小孩也管不着,但是他们院晾晒的东西里我却看到了。有个大圆簸箕上铺着一些黄表纸,上面放着一些骨头和龟甲,小店员过来给我们这些穷人(奶奶、妈妈、姑姑和邻居的孩子们)介绍这是“龙骨”,每年年终都拿出来晾一下,叫“翻个身”,上面那些文字他讲不出来,说“一拿来就有”,我什么也没听懂,只知这叫“龙骨”,是“药材”,治“××病”的,等到后来才知道,这就是甲骨文啊!!以前没有文化,中医拿着它当药材。年方六七岁的我,幼年就能见到甲骨文,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,毕竟一个小孩与这些古老文化纠缠上了,真是不可思议。

    “龙骨”我不懂,治什么病我也管不着,那些文字在我的脑子里却慢慢地生根开花,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,更不知道它就是金文的前身。孩子不懂偷,好奇的我把它们当成了“图画”临摹了下来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思考的内容:那些骨头上的画,每块骨头上字不多,几个、几十个,它们奇妙而又细腻,到老也没能从我脑子里抹去。

    天意,还是天意。我埋头研究古篆直到打倒“四人帮”,竟然无人知晓,无人揭发。现在知道我写篆的人也不多,画我送人,字可是不轻易赠友,我深知书法功夫比画要难得多。而且我写书法的目的是为了画画,直到现在不改初衷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绕了十万八千里,也该绕回来了。我得把至今三十多年为什么写篆、写天书的事交待给大家了。

    出狱不久,我回到厂里继续劳动。1974年底,厂里照顾我加之身体极差,我劳动了两年左右厂里也已经不管我了,任我自由地去研究和创作。为此,几年下来我去了大半个中国,山南海北的工厂、农村,尤其是陶瓷厂、工艺厂……

    在工厂里,因为创作没有条件,所以锻炼的什么纸、什么颜色都能凑合,可以说“狼吞虎咽”一样的需要。工厂里搞宣传用的纸多,没有宣纸。后来我用刷水的方法仿效宣纸效果,经过无数张试验,天终于给我网开一面,这些不似国画的水墨画,融传统的国画和现代水彩画两者兼备的效果,居然一炮打响。我走向了世界。第一次国外展览就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,这个至今已不存在的双子座大楼,我永远也不忘记它。它让世界人民知道了我的小猴子、小熊猫……

    绘画取得的成绩使我成了“拼命三郎”。然而陶瓷厂的条件又让我在篆书上走向一条另类的道路。它也使朋友们在那时期添了一份高兴。这就是今天献给世界人民的“天书”。

    我通过瓷器厂这个条件,设计了一批茶壶、文具、小瓷雕……发挥了我从小就没有显露的“篆书”。在这些器皿上能写就写,然后寄给我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老师、朋友和同学。我找到了一个发挥我写篆书的平台。那时我如鱼得水一样——写疯了。

    我在利用这些条件做出了我“另类”陶艺。做陶艺我没有七七四十九件工具,我一直认为路是人走出来的,艺术上只要达到目的(艺术效果),可以不择手段。因此,我陶艺使用的工具全是些木头棒、火柴棍、竹片、笔管、树枝、铁丝、大头钉、梳子、锥子和锯条。这些最简单的工具却产生了“传统”工具所出现不了的艺术效果。拿树枝子在陶器上刻篆字明显地增添了一分“老苍”。

    因为没有老师指导(楷书功夫下在少年时期),篆书只是刻印和写着玩,而且是铅笔,即使有些发展也是“另类”,用竹片、树枝刻划。“文革”时期的1974 年,艺术家没事干,小聚一起,自由小天地。那时有陈登科、黄永玉、李准、肖马……等师友,环境再不好,聚在一起仍有说有笑,潇洒而自在。后来范曾、韩瀚、白桦等朋友都参加进来。谈画、谈人、谈天下。京新巷在北京车站附近。黄永玉老师的“罐斋”就在那里。我的新品种的水墨画得到他不少鼓励和指导……

    茶壶上写的那些篆书,起初根本没考虑这些字是为什么写上去和得到书法上的回音,说白了就是写着玩,或者说“附庸风雅”。我那些茶具是闭着眼睛送到黄先生的眼里,但是我没想到他却记在心里。一日,李准、范曾、韩瀚诸君在黄府小聚,没想到黄先生拿出一本他画的册页让我用篆书给他封面上题字……

    我又是一次五雷轰顶。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出其不意地给我推出了这步棋。因为他是老师,是当着这么多专家级的朋友,是我从来也没拿出来见人的“私房”本事,也是我从来没在宣纸上写出来的篆书。我从来也没这么尴尬,手足无措地楞在那儿……

    黄先生急了:“你哆嗦什么?写!……” 写的什么字,怎么写的我充血的脑袋全忘了,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……

    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这是药学家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实验呀!这是理发师第一次让徒弟拿剃刀剃自己的头呀!这是他对我一种多么多么的信任与鼓励呀!他的画让我来题字,我做一百个翻着花样的梦,也摊不上这种没边的事呀!

    就从这次开始,我亦拿起毛笔写篆书了。一天天、一年年,就是这次“京新巷写大篆”事件,让我走上非写不可的路。我不能再丢人现眼,不能再雕虫小技、胸无大志。这一生有两个字在鼓励我前进——“羞辱”!“羞”是我自己做错的事、做红脸的事;“辱”是别人对我的诽谤与迫害。它们是我一辈子前进的动力。

    我感谢黄先生。

    从此,大幅小幅,后来甚至丈二的纸都敢横涂纵抹了……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我研究书法是为了画画。所以我的取向就不能同于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,我偏于形象的摄取。就像医生看谁都像病人一样;擦皮鞋的低头看谁的皮鞋该擦了;警察眼里不是小偷就是违章;剃头的看到的是你头上有些日子没剪的头发……

    当然,我看一切都是怎么把它变成“形象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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